近来全球经济市场瞬息万变，通货膨胀、利息调升等重大变动，可能造成个人或法人步入不能清偿债务的万丈深渊。按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、破产法之规定，债务人若有不能清偿债务之情形时，得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声请更生、清算，或依破产法声请破产，二者都是协助债务人清理债务之程序，但从司法案件统计上，准驳情形却有相当大的差异。

依司法院民国110年统计年报有关「地方法院消债声请事件终结情形」之统计数字，自101年起至110年止声请更生事件总计为33,997件，裁准更生之案件总计为24,699件（裁准比率为72.7％）；声请清算事件总计为9,995件，裁定开始清算之案件总计为7,984件（裁准比率为79.9％）。

然而，有关「地方法院民事破产事件终结情形」同期间之统计数字，声请破产事件总计仅有2,013件，而宣告破产之案件更只有287件（裁准比率为14.3％）。二者同为清理债务之程序，同样期待债务人能够透过债务清理程序重获新生，何以破产事件不论是案件数量或裁准比率，均大幅低于更生或清算事件？

这些声请破产之个人或法人，在破产程序中，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法院驳回声请？或许可以从法院驳回破产声请的理由，探知我国破产程序何以难如登天。

破产法上所规定宣告破产之要件，为破产法第57条之「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」，但司法院一纸古老的解释为此增加了新的要件。按司法院25年院字第1505号解释：「法院就破产之声请，以职权为必要之调查，确系毫无财产，则破产财团即不能构成，无从依破产程序清理其债务。」据此，陷入困顿的债务人若想要透过破产程序清理债务，还要切记不能「毫无财产」或「财产为零」。

而最高法院86年度台抗字第479号民事裁定更进一步表示：「倘债务人确系毫无财产可构成破产财团，或债务人之财产不敷清偿破产财团之费用及财团之债务，无从依破产程序清理其债务时，始得以无宣告破产之实益，裁定驳回声请。」自此以后，债务人除了不能毫无财产之外，若所剩余之财产如果不足清偿破产财团费用，也会因为「无宣告破产之实益」而遭法院驳回声请。

自此之后，法院在审理破产事件时，除了考虑有无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之情形外，也开始将「有无宣告破产之实益」作为是否宣告破产之要件。债务人声请破产时所剩余的财产数额，更成为法院调查、考虑有无宣告破产实益之重要依据。

而最高法院98年度第四次民事庭会议第七号提案之决议，更持续为高墙添砖，并称：「债务人之资产已不足清偿税捐等优先债权，他债权人更无受偿之可能，倘予宣告破产，反而需优先支付财团费用，将使破产财团之财产更形减少，优先债权人即税务机关之债权减少分配或无从分配，其他债权人更无在破产程序受分配之可能，显与破产制度之本旨不合。」。

近期更有法院（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破字第10号）裁定表示：「声请宣告破产事件需破产人财产扣除有别除权之债权及财团费用后，尚有余额可供债权人分配，方有宣告破产之实益。」债务人遭逢财务困难时，想要以破产程序清理债务，已经从不能毫无财产，到要足以清偿财团费用，再到还要足以清偿税捐等优先债权及财团费用，至近日还要扣除别除权后仍有余额可分配予普通债权人，始有宣告破产之实益。

然而，若债务人之财产数额仍高于有别除权之债权，似乎也不会走向破产一途，法院不断为宣告破产增添难度，是否也正代表着我国的破产制度需要尽速检讨和修正。

实则，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442第号民事裁定曾表示：「破产制度兼具债权人平等受偿及债务人经济更生之功能，且依破产法第112条之规定，有优先权之债权亦仅先于他债权受偿，则法院自不得以税捐稽征法第6条第1项规定税捐之征收，优先于普通债权，债务人所欠税捐影响其他债权人之受偿，即谓无宣告破产之实益。」

法院于审理破产事件时，往往忽视了破产法协助债务人经济更生之功能，在解释法规的同时增加了破产法上所无之要件，而且不断扩张解释，所谓的「无宣告破产之实益」只是冰山一角，无法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更生、清算的债务人，面对法院筑起的破产高墙，或许也是这些个人、公司无法清理债务、经济更生的原因之一，其结果甚至导致个人走投无路，公司沦为殭尸企业，除了从法制上重新检讨之外，法院于审理破产事件时，也应该更加重视债务人所面对的困境。

（本文发表于工商时报_名家评论专栏：那些年，我们声请破产被驳回的理由- 名家评论 - 工商时报 (ctee.com.tw)）